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吕秋云是我国重大灾难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先行者，曾先后参与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2002年大连“5·7”空难、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等心理援助工作。在近30年的探索和研究中，她不断总结灾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类型、策略和方法。在她看来，重创之下，实施心理危机干预除了给予关爱，还应遵循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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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我国重大灾难和事故发生后的救援工作中还看不到精神、心理专业人员的身影。1994年12月是我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时间轴上的起始刻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向灾难事发地派出心理救援队。此后，心理危机干预这一关于心灵的重建工程一步步见证了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发展和深刻变革，我国独特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式逐步建立，专业团队日益壮大。
建立信任关系是一切心理援助的开端
重创之下
几类人群状态尤需关注
依据突发事件的形式、遭受影响的人群的不同等，突发事件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形式及内容也具有不同特点。通常，突发事件可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
自然灾害（地震、洪水、山体滑坡等）常易在人群引发急性应激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类事件突发性强、破坏范围广，幸存者可能遭受丧失家园、亲人等复合性创伤。
事故灾难（矿难、交通事故、火灾等）的幸存者易产生幸存者内疚或自责心理，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需重点帮当事人减轻事件反复闪回的频次和影响。
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疫情等）多导致群体性焦虑、恐慌和长期社会隔离后的抑郁症状，需关注污名化现象对当事人心理的打击。
社会安全事件（恐怖袭击、暴力冲突等）可能引发群体不安全感和信任危机，相关工作需处理创伤记忆和集体性愤怒情绪等问题。
突发事件可能波及的人群不只是当事人和当事人亲属，且不同人群的心理反应有时截然不同。
直接受害群体直接受害群体因突发事件而遭受身心创伤，或在事件中遭受失去亲属的巨大痛苦。对他们而言，飞来横祸让他们在突然间丧失了健康、希望、亲人，同时也丧失了自己身为父母、子女、爱人的角色。
悲恸之下，有人会呈现哭闹、怒骂等过度发泄状态。
我曾参与过一次火灾后的心理援助工作。当时，还未到遇难者的家中，我们就已远远听到哭喊声不断传来。遇难者是一名十多岁的孩子，她的母亲接到噩耗后便一直在房间恸哭，诉说孩子的过往。因为短时间内无法和这位母亲直接沟通，我便和一旁遇难者的弟弟试着聊天。这时，原本一直嚎啕大哭的母亲开始注意我们的谈话，并逐渐平静。借此，我开始和她进行简单对话，听她倾诉痛苦，慢慢对她说，虽然大儿子不幸离世，但至少小儿子还在身边，生活还有希望。
这次临走时，我留给这位母亲一些帮助睡眠的药物。一段时间后再来看望她时，小儿子一看到我便说：“阿姨，我妈妈已经好多了，不怎么哭闹，也开始吃饭了。”
与上述遇难者家属过度发泄状态不同的是，有的人会在极端痛苦中变得封闭、麻木。
多年前，一家幼儿园发生无差别伤人事件，一名4岁男孩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男孩的母亲赶到后一直拉着孩子的手不放，呆在现场，不说话、不喝水、不吃饭。我们想办法让孩子的舅舅拿着孩子的照片将她引回到屋子里。但这位母亲第二天仍是一夜未睡，不吃不喝。我慢慢靠近她，提议先喝点水，尝试从最简单、最好回应的事情问起：“你是怎么知道孩子出事的？”“在我印象里，很多父母在孩子发生意外后都会后悔、自责……”刚说到这里，这位母亲“哇”地哭了起来，对我说：“我怎么偏偏这天就去爬山了呢？要是在家里陪他，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安慰了好一会后，我又试探着问：“现在孩子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她默默回答：“他还那么小，我不想让他一个人。我想把骨灰放在家里，我们陪着他。”听到她已经开始讨论孩子的后事，我知道，这位母亲的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了。
事实上，还有一类群体会在重创之下选择更为极端的方式——试图自杀。但即便绝望至此，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也都有本能的求生欲望，他们试图自杀的举动往往是表达悲愤、抗议甚至求助的方式。不管当事人面对突发事件的表现如何，心理危机干预人员能否先和他们建立起信任关系至关重要，通过简单、温和的问题引导他们进行有效沟通是一切心理援助工作开展的先决条件和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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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变故的打击下，有几类特殊人群的心理状态需要特别关注：
儿童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在遭受打击后可能出现退行行为、分离焦虑、模仿行凶等。对待他们，不要隐瞒实情，他们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敏感，心理承受能力也更强。面对失去亲属的孩子，可以利用花祭（海祭）、写信等仪式帮他们更好地完成告别。
老年人老年人的严重心理问题有躯体化的趋向，应在循序渐进告知实情的基础上增加情感陪伴和照护。
救援人员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有时会陷入“英雄困境”，出现高发替代性创伤、职业倦怠及情感耗竭。对此，心理危机干预人员要引导他们发现情绪，通过轮休、找人聊天、督导、运动等方式缓解症状。
在参与多次心理援助工作后，我和同事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补充了一系列实施心理危机干预的有效路径。例如，与事发当地医疗队组成联合工作组，对遭受严重影响的家庭进行家访，评估、处理丧亲反应；在医疗机构开设心理门诊，设立心理援助热线，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媒体进行相关科普，为更多居民实施心理健康宣教；此外，有针对性地为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开展心理讲座和培训，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心理援助能力；援助结束后，对心理受伤者的临床表现和干预过程进行分析、对比、研究，为未来开展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人群全覆盖
预防之后
长期治疗和社会支持同样重要
遭受灾难等突发事件打击后，当事人有相关心理反应的比例接近100%，出现的心理问题可能涉及急性应激反应、创伤后应激障碍、适应障碍与抑郁焦虑、复杂性哀伤、群体性心理危机等。为了更好地帮助受到创伤的人群，我在退休后系统学习了“眼球运动脱敏再加工”（EMDR）心理疗法，它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更是一种理念。近年来，我参与并推动了多次EMDR疗法的公益培训和活动，让更多有志于投身心理援助工作的人们掌握这门技术。无论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还是家庭暴力、校园欺凌等人为因素导致的心理创伤，EMDR都展现出独特的疗效。
依照EMDR理论，当事件对心理的影响超出个人应对能力时就会造成心理创伤，但每个人的心理都有自愈能力，心理症状的出现是没有加工好的创伤记忆引起的。因此，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开展需对受到突发事件影响的人群进行全覆盖，从而预防他们进一步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1998年，河北省张北地区发生6.2级地震。研究发现，震后受灾人员急性应激反应的发生率平均为6.1%。其中，在受灾程度重、但灾后得到心理援助和相关社会支持较好的村子里，村民急性应激反应发生率为1.8%；在受灾相对较轻、但得到心理援助和社会支持较差的村子里比例为12%。地震发生9个月后，受灾人群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率为24.4%，前述两个村子里的发病率分别为19.8%和30.3%。由此可见，对受灾人员进行心理援助并提供社会支持尤为重要。
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心理援助需注意时序性特征。事件刚发生时，应对原则需以恢复秩序为主，透过情感支持、日常生活照顾等与当事人进行连接。事件发生后1~2天，心理援助要重点帮助当事人恢复自我帮助的能力，进行心理教育，争取良好睡眠。事件发生后1~2个星期，要促进当事人在社会、躯体、心理等方面的稳定化，让他们有能力进行自我照料。随后，在事件发生后的1~2个月，如当事人仍存在心理症状，则需进一步使用心理稳定化技术，适当选择量表评估，进行创伤治疗。
需要注意的是，量表虽然是评估心理症状的有效途径，但经历灾难等突发事件后，人们心理极其脆弱，反复要求其进行量表测评可能会造成刺激，不仅起不到正面作用，反而可能形成二次伤害。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心理援助都要先将保障当事人身体和心理安全、不受伤害放在首位。
多年来，我始终在思考不同灾难和事故的干预方式，包括介入形式、组织方式、服务范围等。例如，在事发当地有关部门主动要求下，以医疗队整建制的方式进行援助往往更有效；统一部署对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在灾难和事故发生1~2年后，需对没有康复的患者进行长期创伤治疗等。
当下，我国精神、心理领域的专业力量尚不充足，短时间内培养优秀从业人员的难度也较大。在有限资源和条件下，为了让突发事件后的心理援助工作更及时、专业、高效展开，可考虑在更广泛人群中普及心理稳定化技术。这一技术主要应用于心理危机干预的初始阶段，可帮助对象将情绪和认知水平尽量恢复为常态，从而接受下一步的治疗，或逐渐自愈。该技术相对容易掌握和应用，除了精神、心理专业人员，还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中广泛适用，可以很好地补充专业队伍，提高心理援助工作的效率。
我们深知，心理创伤的治疗并非一蹴而就，受伤的心灵需要用心去倾听、理解、陪伴。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用爱和专业去帮助，有过心理创伤的人们一定能走出阴影，重新拥抱阳光。
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 吕秋云
整理：健康报记者 魏婉笛 孙艺
编辑：魏婉笛 李诗尧
校对：马杨
审核：管仲瑶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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