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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歌大国，具有漫长的诗歌史，取得了十分辉煌的历史成就，并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诗歌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发展是连贯的，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诗歌就奠定了自己的基本精神，《诗经》和《楚辞》也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历代诗人都在自觉思考如何将古老的诗歌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创造出既有传统诗歌气韵，又能体现时代风貌的诗歌作品，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永恒主题。诗歌精神的传承与创新、诗歌的传统性与时代性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基本问题。汉代诗赋就是对《诗经》传统和《楚辞》传统的创造性继承，言志传统和发愤抒忧传统的深入融合、民间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发展统一性要求的充分结合形成了汉诗汉赋的基本特性。魏晋以后，五言诗作为新的创作样式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创作形态，诗人在不断汲取中国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乐府民歌的鲜活元素，利用汉语语言的民族特性创造新的诗体和表现形式，着力表现具有时代性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理想，拓展诗歌写作的范围，深化诗歌的思想内涵，为唐代诗歌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汉魏风骨的提出，既是对诗骚传统的继承，又是创新发展的结果。

唐代诗歌正是在诗骚传统和风骨传统的基础上，自觉融入唐代盛世的政治文化建设大格局中创造出的华彩乐章，无论是盛唐气象，还是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都是在“传承与创新”的大原则下做出的新探索。诗教与时事、文章与“道”的关系直接贯穿宋代诗文的发展中，并在宋代文化全面成熟的新格局和宋代政治文化的时代命题中创造出新的篇章，唐诗和宋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两个超级经典，为后来诗歌史的发展确立了样本。无论是倡导宗唐，还是倡导宗宋，明清以来的诗歌写作都包含着对古代诗歌传统的继承。虽然部分作家过度强调继承的重要性，甚至将继承推到了绝对化、狭隘化和极端化的程度，但是诗歌创作本身的抒情性追求和文人士大夫思想精神的时代性演化也不断冲击复古、宗古的绝对观念，尤其是以性灵派为代表的作家强调诗歌史“各领风骚数百年”，不仅为后来诗界革命和新诗创作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念和“一代有一代之诗歌”的诗歌史观念发了先声。

诗歌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包容性

伴随着诗歌史的延续与创造，诗歌创作也在积极汲取民间艺术形式的新鲜元素，丰富中国古代诗歌园地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早期的民歌、楚辞、汉魏南北朝乐府，还是唐代民间曲子词、元代散曲等，都被逐渐吸收到诗歌大传统中，推动诗歌艺术的创新发展。没有这些新样式的出现，中国古代诗歌史就无法持续焕发新的生机，如果不被中国古代诗歌大传统吸纳与继承，这些原生的民间文艺形态也无法得到长足的发展并最终被确立为文学经典。同时，中国古代诗歌也注重从不同的艺术门类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不同文体之间既因其功能有别而各有疆界，又因其艺术相通而互相吸收，以赋为诗、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之类的品题，虽然出发点和用意各不相同，但在呈现诗歌艺术在不同文体之间的互相借鉴、深度交融方面则是一致的。音乐、绘画、舞蹈等不同艺术门类也都深度渗透到诗歌创作之中，不同的思想文化如玄学、佛教、道教、理学等，也都深度融合到诗歌创作之中。诗人立足于诗歌的基本传统，不断尝试在艺术品格和思想层面借鉴、吸收、转化这些丰富的艺术文化资源，这才造就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大观园。诗歌既是一个自足的园地，又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王国，人的思想情感的丰富性、艺术创造的多样性和诗歌传统的连续性、艺术规律的统一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古代诗歌虽然具有古老的言志传统和突出的抒情特性，但它的内容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诗歌既是一种艺术，符合诗人的艺术品位和艺术理想，也是一种文化性的言说方式，向人类所有的文化领域开放。在尝试几乎把与人的生活和政治文化相关的全部内容纳入诗歌之中的同时，古代诗人也在潜心挖掘诗歌艺术的包容性，他们坚守诗歌艺术的纯正性、标举诗歌的艺术宗旨、提倡异量之美，甚至那些来自远方和异域的“异物”也能引起诗人品题的兴趣。虽然这些新异之物可能会带给诗人一些惊愕，出于自我保护的心态诗人在作品中也会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诗歌对异物的品题也是一种文化包容和“驯服”的过程。晚清时期，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界新秀也曾努力地用中国古代诗歌的样式和书写方式表现外来的内容，西洋的名物等被嵌入中国诗歌的内部并被赋予诗歌的样式，他甚至还用诗歌的样式表现东洋的社会风貌和风情，成了诗歌园地的“西洋镜”。而古代诗人跟随自己远游、贬谪、征戍的脚步，全方位地刻画了天南海北、林林总总的自然物态、社会风情，打造了古代文化的诗歌长廊。在军事题材方面，古代诗歌也表现出平民意识和文化关怀，从军的作品既洋溢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也灌注了仁民爱物、重情重义的中华文化精神。

可以说，古代诗歌的写作是与古代人的生活内容深度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生活内容如果没有经过诗歌的品题就缺乏意义，诗歌不仅是对这类生活内容的记录，而且是一种“书写”。日常生活通过书写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融入古代诗歌传统和人文意趣中，这种生活内容及其应有的形式在书写中被确定，书写本身也成为古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种“仪式”，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通过诗歌书写源源不断地渗入中国诗歌的丰沛源流中，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积蓄了无穷的能量。

诗歌阐释的多样化与持续创新

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不仅表现为诗歌创作的多样化和持续创新，而且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和诗歌阐释的多样化和持续创新。如果说六朝诗歌、唐诗、宋诗形成了古代诗歌的三元色，为中国诗歌史确立了创作的典范，那么，元代、明代、清代诗歌一方面在创作上宗法前代，赓续前代诗歌的艺术根脉，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评论、诗歌阐释的新阶段。为了辨析前代诗歌风气变化之理、较量艺术旨趣的高下及其可学与不可学之界限，理论家提出了各种学说和主张。每种学说和主张，如滋味说、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等，都与特定的诗歌体裁、形式和风格相关，是对特定诗歌风气的理论概括，揭示了这类诗歌的艺术原理和阐释方式。如果把某种与特定诗歌风气相关联的诗歌理论和学说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诗歌原理，固然放大某种诗歌理论而使之显得有失偏颇，但是应该看到这些诗学理论的确在特定诗歌风气的研究和体认上有所发明，进而深化了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内涵的建设。反过来说，多种多样的诗学理论和诗歌阐释原理，恰恰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诸多面向和丰富内蕴。诸种诗学各立一义，各称一端，各明一理，如果将其兼收并蓄，就其同者见其同，就其异者见其异，相互比较，相互参照，相互融通，因枝振叶，沿波讨源，在比较中见其差别，在流变中见其会通，则能从更加宏阔的视野把握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突出特性，更好地推进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现代转化和诗歌阐释传统的现代发展。

时至今日，传统的诗歌体式已经不再是人们书写生活、抒发情感的直接选择，越来越表现出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因为与诗歌相关联的是一套特殊的语言，而语言的背后是与之相匹配的生活内容。生活内容、生活形式及其蕴含的意义都浸透在语言之中。熟悉的生活能够自然而然地进入熟悉的语言表达，并为熟悉的诗歌形式所接受，并顺利地纳入诗歌的意义维度中，而陌生的、新颖的、变异的生活内容及其形式，需通过一套陌生的、新颖的、变异的语汇和语言文化呈现出来。当其无法与传统诗歌语言及修辞方式相容受时，这类社会生活就无法被纳入传统的诗歌书写中，传统诗歌的既定格局和修辞方式也排斥新的生活内容。如果一定要把新的社会生活内容书写到传统体诗的框架中，就需要通过语词之间的古今转换、典故的翻新等手法把新语汇进行“做旧”处理，变成与传统诗歌体制相适应的表达方式。

更重要的是，要表达新的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精神内涵，需要发现新的诗兴和诗意；反过来，用古典诗歌的精神气度检视新的社会生活，从中发现那些和中国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的情感内容和艺术旨趣，实现诗歌传统和现代社会的统一，这就对诗歌创作提出了守正与创新的要求。相对于创作来说，更重要的是阅读和鉴赏古典诗歌，中国古代诗歌塑造了中国人的情感类型和感知系统，也为中国人积累了丰厚的情感语言，塑造了中国人的抒情方式和艺术趣味。系统阐释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篇章，使其通过阐释融入现代人的语言文化、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中，让现代人通过阐释走近古老的经典和诗歌史，回溯中国诗歌的源头，聆听祖先吟唱的歌谣，将会激发中国人的诗性灵魂。只有为心灵找到来时走过的路，才能为其找到前行停靠的岸，只有不断浸润那穿越历史而来的古老旋律，才能找到真正感动人心的节奏和韵律，才能把中国诗歌的精神气韵传播得更久更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李培艳

新媒体编辑：苏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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