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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问就是中华文化学问，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就是认同中华文化的中国人。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我们应该感谢与致敬钱穆先生，他一生都在做中国学问、为故国招魂，号召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称得上二十世纪学术文化巨人。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最伟大精神在于调和、沟通。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钱穆讲到文化的特性：文化具有完整性，人类群体生活之复多性，必能调和成一体。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钱穆希望“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宗旨沟通世界文化”。两岸同胞共同交流研讨中华文化，当然也应该发扬中华文化的调和、沟通精神，尤其是在历史、民族、社会、学术方面更应该多加以调和、沟通，有情胜无情。钱穆曾对学生讲，“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参加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的朋友，尤其台湾朋友，都是义勇军。
钱穆临终前留下两大遗愿，一是归葬故里，二是学术思想成果完整回到大陆。1992年钱穆骨灰归葬苏州太湖边。2011年我担任九州出版社总编辑期间，钱穆全集（新校本）由九州出版社在大陆完整正式出版。出版钱穆全集是我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年、担任九州出版社总编辑十五年、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二十年间最饱含深情的一件事。在大陆完整出版钱穆全集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但在其中我深深体会到最多的是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钱穆先生的敬意，对两岸关系的善意。同时钱穆做中国学问、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精神激励着我顶住各种压力，完成全集在大陆的出版。在组织编辑出版全集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想起1986年6月9日钱穆在台北寓所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授课，也是他告别杏坛的一课，留下寄语“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钱穆的“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说中国民族国家文化久远存在的，才是中国人良心中之天理”，更是时时激励着我完成这项对得起中华文化、对得起两岸关系、对得起总编辑职位、对得起知识发展良知的工作。
2025年是钱穆诞辰130周年、辞世35周年。钱穆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90年在台北辞世。钱穆始终把自己的一生学问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强调治史要以“世运兴衰”“人物贤奸”为出发和归宿，“自能培养出一番对民族国家之爱心，自能于民族国家当前处境知关切”。1953年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述》一书自述中写道，“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在《晚学盲言》写到，“余生前清光绪末，在无锡南乡七房桥一小村庄，是年台湾割让于日本。及余年过七十乃播迁来台。以今日所居台北士林外双溪，较之八十五年前所诞生之啸傲泾上七房桥，虽然是两个世界，漠不相同。然而在此两个世界中，亦显然有以不变者阙为我之存在。存在于八十五年前之无锡七房桥者是我，存在于八十五年后台北外双溪者仍是我”。不管世道如何变化，不变的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心、中国人的天理。
钱穆先生因父亲早逝家贫，高中没有毕业，18岁起在无锡做了10年半小学教师，后在厦门、无锡、苏州担任8年中学教师。1928年遭遇妻殁、兄亡、儿殇三丧，1930年开始先在燕京大学任教一年，1931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并兼清华大学课程，1938年西南联大任教。1940年至1948年应邀任教于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广州华侨大学、江南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期间刻苦研究学术，1923年—1930年完成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1928年完成《国学概论》一书，1930年6月在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发表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二十世纪初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代表的文学家，认为汉代古文经典是刘歆伪造的、不可信，《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推翻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尚书》的说法，此后人们开始相信中国古文经书，解决了中国经学史上今古文经的重大问题，成为有重要贡献的考据学家，得到傅斯年的认同。1935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1940年出版在北京大学讲课讲义基础上完成的重要著作《国史大纲》。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钱穆抱病撰写《政学私言》一书，11月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出版。抗战胜利后钱穆开始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并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文化体系。1948年出版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对文化学作了系统论述。1950年出版《文化学大义》，汇编钱穆1950年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连续四次八小时的讲演，对文化学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钱穆认为当前无论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无不由文化问题产生，故无不需由文化问题来解决。钱穆还坚信“文化学”必将为学术思想中一主要科目。1969年出版《中国文化从谈》，汇编钱穆1949年到1969年在香港和台湾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演讲。读书、教书、写书相伴钱穆一生，没有大学文凭，没有留学经历，八十年刻苦钻研，乐于为师，成为大学问家，并形成自己的学术精神和先生气魄。当年《国史大纲》出版，国民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内容，提出修改某些章节内容，钱穆不同意修改，经多次争执，最终以原稿出版。
钱穆认为历史文化力量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力量。1986年3月，钱穆应台北《联合月刊》约请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文章称，“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更看重历史的传统文化精神。我所说的和平统一，是根据我一生钻研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言，这是我们的民族性。将来的中国不论由何政府来领导，我认为如果此政府违背了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恐怕都难以成功。这个原则应是可信又可预知的”。钱穆还告诫台湾同胞，若台湾果“独立”了，语言文字还是依然，姓名氏族还是依然，若是专为“政治独立”有人存心利用可不论，当知怕是隔了一千年也不能重新创造出一个台湾民族、独立的台湾人来。钱穆先生的学问都是中国学问，一生完成1700万字著述，是一个真正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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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北京对台工作》2025年第3期，作者系全国对台干部培训中心原主任。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之四海文化论坛上的发言稿，刊发有删节）
作者 | 王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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