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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意识到，文学述评这类文章，近年来渐渐稀少了、衰微了。既往几十年，每到岁尾年头，文学述评会蜂拥而出，读者也会先睹为快。现在这样的“部署”不多了，有的甚而没有了。譬如，《小说评论》过去每年的第一、二期，总会推出“小说形势分析”栏目，发表四五篇以上关于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的年度述评文章。现在这个栏目还有，但文章数量锐减。
衰微的背后
我也是一个年度述评的写作者，从2006年到2023年，撰写了17个年头的短篇小说年度述评。既有一些感悟、经验，更有诸多教训、反思。深感文学述评要写好、写下去，绝非易事。当下文学述评之所以由盛而衰、难以为继，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文学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褒扬式述评使文学述评的写作难以持续。传统的文学理论思想认为，社会与文学总是不断进步、发展的。因此文学批评要以肯定的、褒扬的基调去展示和评价文学。这种批评宗旨又深刻地影响着文学述评的写作。譬如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揭示文学同社会的依存关系，以及文学的规律与价值。譬如从文学的角度去观察创作，阐释文学在内容、形式上的不断突破、超越，等等。文学述评要实现可持续写作，就要回到文学现实，回到实事求是的年鉴写作规则上来。
以“问题论”为主旨的学术性述评写作，则缺乏应有的文学“生态”和空间。肖东发在《年鉴学》中多次提到“年鉴具有学术价值”，所谓文学述评的学术性，就是指批评家要客观、准确地把握某个年度的文学现实状况，揭示出存在的深层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并旗帜鲜明地体现在年度述评中。这样的文学述评不能说没有，但却很少。当下的文学创作存在诸多问题，如怎样实现文学的现代转型，如何打破作家思想、艺术观念上的固化等，但这些文学的重要问题很难进入文学述评中。年度述评的写作，需要批评家持续不断地关注某种文体的发展、变化，抓住其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及时体现在自己的文章中，给作家、读者以启迪、影响，并作为文学史料传诸后世。
年鉴学的学术要求
年鉴学明确提出：专论文章须有现实性、历史性、学术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年度述评成倍增长，其中确有许多篇章是具有学术品格的。但也要看到，近年来的文学述评不仅数量在减少，质量也在下滑。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油然想到，现代、当代文学史上，那些文学述评的典范性作品。
1935—1936年，中国文化出版界发生了一件开创性大事，就是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出版了赵家璧主编的一套十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编选并撰写导言。作品的编选时限是1917—1926年，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十年年鉴。
《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最突出、最“亮眼”的是由蔡元培、胡适、郑振铎等撰写的各分册的序言与导论。而《现代小说导论》三篇又是学界研究、论说最多的。三篇导论正是年鉴学中所说的年度述评、十年的年度述评。撰写者当时也许并没有自觉的年鉴学意识，但他们以自己的现代思想、高远眼光、严谨治学，赋予了导论浓郁的现实性、历史性、学术性内涵与品格。
茅盾撰写的《现代小说导论（一）》是文学研究会的十年概括。他阐述这一文学社团成立、发展历程，以及团体宣言等。简洁地描述了重要作家如冰心、叶绍钧、王统照、落花生、朱自清、徐志摩、郑振铎等的创作及作品，论述了作家们共同的创作倾向：“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一概括是精准的。他还尖锐指出了这一流派创作中存在的雷同化、个人化、观念化等种种现象。茅盾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坦率指出本社团创作中的缺点、问题，显示了一个作家的人格境界与宽广胸怀。同时，他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也是敏锐、精当而鲜活的。
鲁迅撰写的《现代小说导论（二）》，论述的是浅草社、沉钟社、莽原社、狂飙社等文学社团的演变以及作家作品。显然比（一）（三）两篇导论的头绪要纷杂，作家作品也更多样，但论者的述评简练而清晰。鲁迅论述了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历程，客观讲述了《新青年》发表自己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情形，以及在青年读者中的强烈反响。鲁迅用简练、诗意的语言，对这些社团中的代表作家与作品作了点评。他在作家作品论述中，还提出了一些文学理论问题，如“乡土文学”“问题小说”等，启迪着人们的思考、探究。他的述评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对流派、作家、作品，其褒贬好恶，都蕴含在幽默而节制的述评语言中。
郑振铎撰写的《现代小说导论（三）》，评述的是创造社的创作状况。他从引进、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讲到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发展，又论述了新文学运动中的两种流派和思潮，即“人生派”和“艺术派”。并进一步提出：“在五四运动以后，浪漫主义的风潮的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而创造社正是这一文学风潮的产物。这一梳理和论述是高屋建瓴的。他还辨析了创造社并不是消极的“艺术派”，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中蕴含着“反抗精神”和“破坏情绪”，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他对郭沫若、郁达夫等的创作与作品作出了精辟论述。
文学述评要有宏观的理论概括，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有严谨的学术态度，还可以有独特的个人色彩，这就是鲁迅、茅盾、郑振铎留给我们的遗产和经验。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零散的关于各文学门类的年度述评。而茅盾1960年的两篇文学述评，是特别而罕见的优秀之作。
为了撰写《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茅盾借阅了1960年和1961年5月前出版的北京、上海两家少儿社出版的读物，还有全国各地出版的29种儿童文学杂志。他从内容上把书籍分成12种类型，把杂志中的作品按体裁分成8种类型，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述。他做的是一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有着很强的文献价值。他没有回避儿童文学领域的文艺论争与创作状况，认为：“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也是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歉收的一年”。他在阅读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如此尖锐地批评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是需要一种艺术勇气的。
《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中，茅盾集中在人物塑造问题上展开论述。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论者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与理论修养，使他在论述中游刃有余。他谈到这一年的众多作家作品，对这些后来成为经典作品的短篇小说，他给予充分的解读、好评，但对一些有缺点的作品，也给以坦率的批评。他主要谈人物塑造，但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又谈到创作中的取材、结构、语言、风格等。还多用交叉比较的方法，进行艺术上的对比。在肯定成就的同时，还着重指出了四个方面的缺点，如讽刺和幽默短篇“较少”，文学语言中的“败笔”现象等。透过茅盾这篇年度述评，当时乃至后世的读者，尽可窥见短篇小说的年度概貌、艺术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
探索的甘苦
短篇小说是一种迷人的文学文体，我与它有缘。20世纪70年代，我凭着一股热情开始创作，虽未能成功，但却走进了它单纯而复杂多变的内在世界。80年代之后，我先后进入市、省两家文学刊物当编辑，阅读、编发过的短篇小说有数千篇。90年代末期，我转向评论专业写作，研究的题目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文体上。2006年开始撰写短篇小说年度述评，年复一年，陆续发表，其中有两篇收入《中国当代文学年鉴》，一篇收入《中国文学年鉴》。写一篇年度述评，要浏览几百篇作品，精读几十个选篇。还要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文学等问题，才有可能进入写作。它比一般的文学评论难度更大，要求更多。
在初期的短篇小说年度述评写作中，我与大多数批评家一样，总是重点观察这一文体在思想、内容、形式上的突破、创新，给优秀作家作品以充分的解析、评价。但这样写了数年之后，渐渐觉得“理屈词穷”了。因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短篇小说虽在取材、技巧、风格上有所扩展，并涌现了一些新的青年作家；但在总体趋势上处于边缘、下滑态势，思想上不够开放、艺术上少有创新。看到更多的是不足、局限、问题。批评家怎么能一味地说空话、假话呢？我在述评中也提出一些问题，但只是避重就轻，浅尝辄止。当然，关于短篇小说的艺术规律与形式，尚有很大空间可谈。
关于文学年鉴，何西来说过一段很中肯的话：“年鉴带有史鉴的性质，但它到底能不能起到‘鉴往知今’‘垂鉴后世’的作用，却首先要看是否确切地勾勒出这一年文学研究的发展轨迹，材料是否翔实，描述是否客观，判断是否准确。”这就是说，作为年鉴的述评，它有着鉴往、知今、垂世的多重作用，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研究文学；它要努力做到客观、理性，勇于揭示、提出问题。这样的年度述评才是合格的、有价值的。
2015年之后，我的年度述评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强化了“问题意识”。不仅从当下社会和文学中发现一些突出的重要问题，而且对当下作家作品也采取了“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评论方法。我近年来的述评文章，受到了一些编辑、批评家的认同与好评，但在读者群中是寂寞的。因此，怎样写出全面、深入、新颖而又雅俗共赏的文学述评，是我正在苦思、探寻的问题。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杨阳
新媒体编辑：苏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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