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刑的表里之异
从理论层面而言，象刑的确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既无需承受牢狱之苦，表面上也无实质痛楚。仿佛只要心理足够坚韧、面皮足够厚实，便能从容应对，不会对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然而事实上，象刑绝非无关痛痒的惩处，其本质乃是一种变相的内部放逐。
从孤立到放逐
现代人可能难以真正理解放逐的深刻意义，或许会觉得放逐并无大碍，大不了远离众人，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还能享受一份清净。
首先，我们可以借助个人经验来理解放逐。想必很多人都听闻过，甚至亲身经历过校园霸凌现象。校园霸凌并非仅仅体现为暴力形式，其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孤立，例如班级里多数人，甚至全体同学串通一气，对某个同学不理不睬、不与他交往。成年人或许觉得这并无所谓，反而觉得清净自在，但对于小孩子来说，班级的社交圈几乎就是他们社交生活的全部，他们十分在意同伴的评价，会努力在各个方面与同伴保持一致。一旦出现明显的差异，就极易遭到群嘲和孤立。倘若全班同学都穿运动鞋，唯有一个同学穿布鞋，那么他将要面临的后果将极为严重。所以，小孩子向家长要钱买东西时，最常用的理由便是“大家都有”，而家长最常给出的回应则是“凭什么别人有的你就一定要有”。这些家长似乎早已忘却了自己童年时的经历。
倘若荀子有机会读到《红字》，想必他便不会再认为象刑是重罪轻罚了。至于生活在当今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一所小学里，如果同学们都穿着学校规定的干净整洁的校服，只有一个同学每天都穿着肮脏邋遢的衣服，那么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排挤和奚落。
同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惩处本族成员时，最为严厉的手段并非杀戮，而是放逐。这种放逐，并非是将人流放到某个特定的地点，比如西伯利亚；也不像古希腊那样，城邦众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所谓放逐，是将人驱逐出所在的族群。对于原始部落而言，部落之外的世界充满了毒蛇猛兽和异族敌人，危机四伏、恐怖异常。本族人不忍心施加的惩罚，便会借助大自然和外族人的力量来完成。放逐的本质，就是最为彻底的孤立，是最为残酷的谋杀。
《旧约·创世纪》中，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具有特别的人类学解读意义。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因嫉妒亚伯而将其杀害。上帝对该隐的惩罚是让他“流离飘荡在大地上”，这实际上就是放逐之意。该隐对此心怀不满，认为上帝的判决过重，自己难以承受。
若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或许会对该隐说：“杀人偿命，况且你杀害的是自己的亲弟弟，此乃罪大恶极的行径，未判你死刑已然是格外开恩。如今既未打你，也未骂你，仅仅是将你放逐，你竟然还觉得判得重？”
然而，上帝竟体谅了该隐，经他如此申诉，竟变相减轻了对他的刑罚。
那我们也来体谅一下该隐吧：在那样的蛮荒时代，一个人被同伴抛弃，独自直面广袤而未知的世界，实在是太过凄惨。人唯有在群居协作中，方能在自然界生存，单个人的生存能力几乎微乎其微。人对孤独的恐惧，是亿万年的进化历程深深烙印在基因之中的。
因此，据《尚书·尧典》记载，舜的时代存在所谓“四恶”，即社会上最为恶劣的四个人，他们最终被放逐至不同之地。而象刑，实则是惩罚程度稍轻一级的内部放逐。
荀子与象刑的时代错位
荀子之所以无法理解象刑的意义，是因为他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规模已大幅扩张，人口流动性极强，象刑背后的逻辑已不再适用。倘若荀子犯下杀人放火之罪，政府对其施以象刑，令他穿上无领的红衣服，他完全可以轻易换装，而后乘车出国，在新的群体中开启全新的人生。
荀子对象刑的不解，恰好凸显了战国的时代特色。要管理新时代的新社会，应对新国际格局下的新压力，刑法思路必然要发生转变。绕了如此大的圈子，再回头审视李克的《法经》，现存条款中，所有惩罚皆是实实在在的严刑峻法，甚至还要株连亲人。这意味着，在新的社会格局下，人们的荣誉感和羞耻心已然淡薄，士大夫与平民并无高贵之分，大家看重的皆是实际利益，惧怕的皆是肉体伤害。此时再回看豫让，他宛如旧时代的最后一抹霞光，璀璨却令人感伤。即便他的行为略显极端，甚至稍带矫揉造作，我们也更倾向于宽容，并在宽容之余生出欣赏之情。
李克《法经》与战国刑法走向
那么，李克施行如此严刑峻法，对于战国时代是否有效呢？乱世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怕死的人众多，且这些人的成功机会也较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都是一条烂命，为何不冒险一搏呢？
《老子》中有一句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当时的统治者听闻此言，会作何感想呢？实际上，他们并不会认为严刑峻法无用，进而调整政策使其变得温和。相反，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不怕死又如何，比死更可怕的事情多的是。
于是，战国时代的政策朝着三个方向演进：
其一，使死刑的执行方式更为残酷。五刑本身已然极其残忍，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所谓的“具五刑”，即对犯人轮番施用五刑，将其折磨至极限后，方才予以砍头。而在砍头之后，其剩余的躯体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剁成肉酱。此后，更是出现了车裂、凌迟、煮刑等残忍至极的刑罚。
其二，施行株连亲属的政策。即便有人既不畏死，也不惧虐杀，但其总会对父母、妻子和儿女心怀牵挂，因此，株连政策往往能够对这类人形成威慑。
其三，针对那些了无牵挂的单身汉，若株连亲属无法对其构成威慑，便还有全乡全族的连坐政策。只要一人触犯法令，便会将其全乡全族之人尽数诛杀。诚然，此人或许并不在意这些人的性命，然而这些人却都会珍视自己的生命，所以在平日里，他们便会有充足的动力去留意本乡本族的异常情况，一旦发现蛛丝马迹，便会立即加以制止。
乡属于行政区划的范畴，族则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聚居概念。在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同一乡的人未必存在亲缘关系，即便如此，也会受到牵连；同族之人未必居住在同一乡，即便彼此往来不多，同样难以幸免。李克此举可谓是运用了“立体交叉火力”，将百姓违法犯罪的风险降至最低。
李克所推行的连坐之法，后来被商鞅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间，历代王朝或多或少都有所沿用。这种做法固然显得野蛮，但即便那些颇具儒家或道家风范的帝王，也很难将其废除。
李克所推行的连坐之法，虽被商鞅进一步发扬光大且为后世历代王朝或多或少沿用，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且复杂的印记。这一时期的严刑峻法，无论是残忍的死刑执行方式、株连亲属还是全族连坐，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但也凸显出那个时代统治阶层的无奈与冷酷。象刑所代表的古老惩罚理念在战国的乱世中逐渐被摒弃，然而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群体观念和道德约束机制却依然值得深思。这些刑法的演变，成为了战国时代社会风貌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人口流动、阶层变化以及价值观转变等诸多因素交织下，统治阶层为维护政权所做出的极端选择，也让后世得以窥见那一段充满动荡与变革的历史中，人性、权力与秩序的复杂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