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史观源于英美，试图从历史确证西方帝国模式是解决超大空间治理难题的唯一选择。为此，这一理论每每贬低现代国家模式为“邪恶帝国”，中国亦在其内。我国有些学者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帝国史观的源流，对它进行有的放矢的回应和辩驳。
“帝国”概念的衍生
西式语境中的“帝国”含义无古今区别，严格意义上是指具备政治极权、单一文化认同和世界范围内唯一属性的政治组织，宽泛意义上则指实力强大的君主制国家、古代地区大国、近现代西方殖民帝国和当代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该词语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偏向贬义，之后转向中性化乃至褒义化。
当前美化英美帝国代表的西方殖民帝国、妖魔化中国等独立自主的国家，已成为帝国史观的主要倾向，其核心思想是论证英美帝国模式为人类超大空间治理的最佳模式。帝国史家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后受到基督教善恶二元论的影响，将西方帝国尤其是英美帝国视为“善”的代言人，其使命是打倒内生恶的东方帝国，建立强等级性的全球治理帝国模式。故而，西方学者动辄将清朝历史简单归入帝国史叙事，以服务于其政治使命。
上述倾向，集中体现于帝国史领域，泛化于全球史、跨民族史等史学叙述中。全球史、跨民族史叙述都声称去中心化叙事，力图摆脱南北二元对立，抛弃发达、欠发达等原有的二元概念框架，转而强调全球联系的重要性，却往往过多以西方为中心叙述全球联系，每每不经意间为西方帝国张目，仿佛西方帝国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横向联系演进的化身，人类历史的纵向演进将终结于西方帝国。
论证英美帝国模式为人类超大空间治理最佳模式的核心思想，还使得帝国史叙述同“新帝国主义”“新自由帝国主义”“霸权稳定论”等国际关系理论概念联系在一起。“新帝国主义”概念以大卫·哈维为代表，指称当代美国资本掠夺和扩张行为。“新自由帝国主义”则将美国在文化领域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搭配上合理化其国际政治框架的帝国正义论，声称干预有理，公然鼓吹双重标准：对西方文明之外的国家重新实行19世纪的殖民主义做法。“霸权稳定论”则称美国霸权即美帝国是维系全球交往不可或缺的因素。为实现类似目标，史学被用来为现存政治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构建原则被消解，恢复以现代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交往原则的正当性迫在眉睫。
“帝国”作为西方史学范式的出发点，最大谬误之处在于忽视了将帝国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相联系。帝国主义的定义应以列宁界定的概念范畴为标准。
匡正帝国史观谬误
由于上述观点被忽视，帝国史观已冲击了国内学界和大众对世界历史演进路径、现代国家正当性和国际秩序合理性的正确认知，需要用如下三项措施加以匡正。
第一，避免简单套用。帝国史观无法解释所有历史演进路线。不能将近代以来的人类超大空间治理经历简化为帝国模式，现代国家崛起应为另一路径。世界历史的形成源于大工业生产引发的世界市场需求，这是近代以来全球联系持续的根本原因，也刺激了现代国家同西方殖民帝国并行发展。
以历史眼光来看，帝国概念的使用需要明确历史阶段。帝国史观混淆了古代和近现代帝国的区别，过于强调历史连续性而忽视了历史的阶段性。无视经济基础而仅从上层建筑的表象得出全球治理模式，忽视了工业革命造成的历史变革性，忽视了在不同空间环境中诞生的多样文化传统，忽视了应对利益多元诉求与一体性愿望之间张力所需弹性的物质基础，忽视了各地人群谋求自身发展的主动性以及作为其产物的现代国家的作用。
第二，重申现代国家正当性。依据唯物史观路径，帝国史所要回答的超大空间治理问题别有他解，可以现代国家为基石，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或区域治理机制。历史融合铸就的现代国家，沉淀了协调利益多元诉求与一体性愿望沟壑所需的弹性。经过工业革命浪潮淬炼的现代国家添加了某种程度调和不同阶层利益的弹性。在当前物质生产条件下，超大空间治理所需的暴力强制仍需归属于现代国家。
重申现代国家正当性有利用帝国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两条路径。从国外某些国家的情况来看，目前帝国话语已被借用来塑造本国为同西欧抗争的勇士和蒙难者，说明帝国话语的本土化和为己所用亦可行之。从世界史学发展的现今普遍情况来看，民族主义史学不占据显要位置却根基深厚，各种所谓新兴流派均以它为借鉴、补充和协调的对象。
第三，宣扬帝国无法长久维系国际秩序。从阶级眼光来看帝国史的范式，可以看出追求物质资源集中的帝国模式自带破坏性，无法提供长久稳定的国际秩序。农业文明时代维持帝国上层建筑的负担，周期性引发奴隶暴动、农民起义，阶级反抗导致各帝国不断陷入分裂的深层原因即在于过度汲取对社会再生产造成破坏。工业文明时代物质大为丰富的前提是资本前所未有的集中，全球性两极分化长远看无法用暴力压制、利益分享或者话语说服消解，帝国史观所主张的治理模式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只能以深化矛盾的方式暂时缓解人类对全球治理多元统一诉求的冲突性主张。
正确表述中国历史形象
弘扬和平交往融合的世界历史主旋律，能够挫败帝国史观抹黑中国的企图。我们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论证中国历史上对东亚区域和平融合交往的积极作用，以及作为自然形成之现代国家为超大空间治理所提供的历史新路。沿着帝国史观话语逆向揭露英美帝国对人类生产和交往的破坏性影响，进而消解英美文明优越论，促进世界历史撰述走出欧洲中心主义泥潭。
就中国情况而言，中国是在漫长历史自然演进中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同于英帝国之类的殖民帝国，也不同于美国之类由殖民活动迅速建立的大国。中国的国家认同自古至今未有断裂，融合了不同空间环境的文化多样性，顺应了东亚各地和平交往的共同愿望，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谋求自我发展的主动性。正因如此，明清以降的中国历史不能用欧洲中心主义式叙事简单类比。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三个角度正确表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象。首先，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历史，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方殖民帝国。1840年之前的中国并未真正融入世界市场，属于古代王朝史范畴。清朝平定西北、西南的战争迥异于西班牙殖民美洲或是英国殖民印度，出于自身受威胁的不安全感，并非基于攫取财富的贪欲。更应该看到西北、西南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经越千年，明清将两地纳入版图或直接管理的行为属于融合的尾声。其次，清王朝并不具备单一文化认同，不是西式语境中的古代“帝国”。清王朝没有哪种单一文化具有高于其他文化的法律和实际地位，管理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不能作为判定其为帝国的依据。最后，184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中国历史经历显示出唯有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方能使国内民众安居乐业，才能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追求构建地区或全球的帝国，只会造成恐怖主义和当地脱离良性的外部联系，阻滞和平发展的世界历史潮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武雪彬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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