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84年6月12日，沈阳上空，歼-8Ⅱ原型机成功首飞。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标志着中国空军朝着超视距作战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 。而站在塔台紧张注视着这一切的，是时任歼-8Ⅱ总设计师的顾诵芬。
顾诵芬，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1984年6月12日，歼-8Ⅱ原型机成功首飞。当战斗机刺破云霄的瞬间，很少有人知道，在那流线型的机身之下，曾凝结着一个科学家以生命为赌注的孤勇。
他就是顾诵芬。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拓荒者”，顾诵芬的履历刻着中国战机的成长年轮：1956年参与歼教-1设计，1961年主持歼-7气动布局的摸透研究，1964年扛起歼-8气动副总设计师重任。他以无畏勇气和卓越智慧，书写着中国航空的壮烈史诗。
生死时速：歼-8颤振危机中的孤勇者
1969年，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办公室的寒夜里，一盏孤灯映照着顾诵芬伏案疾书的身影。彼时，新中国首架自主研发的超音速战机歼-8刚刚完成首飞，却因“跨音速抖振”问题命悬一线——战机逼近音速时，机翼震颤如即将断掉的弦，稍有不慎便会机毁人亡。
苏联专家撤离后，技术资料残缺不全，国内最大的风洞仅能容纳1:10的模型，而美苏等国早已拥有全尺寸风洞。面对这一困境，39岁的顾诵芬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以身犯险，亲自上天观测。
万米高空成了顾诵芬的实验室。为看清振动真相，他蜷缩在歼教-6后舱，半个身子探出机外，手持望远镜紧盯歼-8颤抖的后机身和尾翼，观察毛线流动情况来探求机身抖振的原因。
“有些'毛条'(毛线条)没事儿，耷拉下来了，有些地方'毛条'(毛线条)就没了，那就很明显，吹飞了。我根据这个，划分出了气流分离的部位。”顾诵芬回忆道。
三次跟飞和团队的深入研究，终于让无形的气流暴露出致命规律。
1979年底的试飞日，试飞塔台屏息凝神。当歼-8突破临界速度时，机翼震颤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稳的蜂鸣。这一刻，改写的不仅是歼-8的命运，更是中国战机首次突破“双二”极限（速度2马赫、升限2万米）。顾诵芬用勇气与智慧，将共和国的疆界推向平流层之上。
“我国的航空新飞机设计事业，总算有了成就了。”谈到当年的事，顾诵芬欣慰地说道。
从“盲鹰”到“鹰眼”：歼-8Ⅱ的跨越式革新
歼-8的成功并未让顾诵芬止步。1980年，中央军委下达新命令：研制歼-8Ⅱ，适应当时作战环境要求，实现超视距作战能力。此时，歼-8虽突破速度与高度的桎梏，但雷达性能落后，如同“盲鹰”难以在现代空战中立足。
时年50岁的顾诵芬再次披挂上阵，将目光投向更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年靠肉眼找规律，现在要用规律上水平。
他们不会想到，这背后，藏着一个跨越二十六年的伏笔——顾诵芬在歼-8Ⅱ的雷达舱设计中，沿用了破解歼-8抖振的核心逻辑：用务实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驾驭复杂系统。
2021年，91岁的顾诵芬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勋章垂落时，他下意识抬手虚握，仿佛仍攥着那架颠簸的歼教-6的舱门。而当年速写本上那些凌乱的曲线，早已化作一条铮铮铁律：向险而行，从来都是中国航空人唯一的算法。
提起荣誉，顾诵芬总是谦虚地说：“我没做出什么，党和国家给了我太多了，感谢全国人民，特别感谢一代代为祖国航空事业接续奋斗的全体航空人。”
永恒的涡流：书房里的时空叠影
顾诵芬的书房里，总有一缕风掠过泛黄的相框。窗纱轻拂时，1969年歼教-6刺破积云的画面与后机身的红毛线交织成永恒的涡流；风驻时，玻璃上叠映着两道身影：一道是白发苍苍的科学家伏案工作，另一道则定格在万米高空的惊险瞬间。
这间书房是时光的容器，装着他从苏联专家撤离后的绝境突围，装着他以肉身丈量气流的孤勇，也装着他跨越六十载仍熠熠生辉的航空梦。
从歼-8到歼-20，从“双二”突破到隐身战机，顾诵芬的名字或许不为大众熟知，但他的精神已融入每一架战机的羽翼。正如那架永远悬停在1969年高空的歼教-6，他的身影始终是中国航空工业最锋利的苍穹之钥。
审核专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原常委、顾问 师元光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