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们讲了魏文侯礼贤下士，对卜子夏和田子方执弟子礼，还对段干木这位隐士行礼。今天我们来看魏文侯的诚信，这也是魏文侯打造完美人设的重要一环，治理国家诚信当然非常重要，但儒家和法家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正是因为这种差别，在一段史料的取舍上，司马光的倾向很值得留意。

《资治通鉴》中的原文为：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说这个魏文侯与大臣们饮酒，气氛很愉快。虽然外面下起了雨，但是室内举办的酒会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忽然魏文侯要人准备马车，说要送自己到野外去，身边的大臣都来劝告，喝酒喝得正开心，外面又在下雨，您何必非要赶在这个时候出门呢？魏文侯给出的理由是：我已经和管理山泽的官员约好了，这个时间要去打猎，我怎么能让人家白等一场呢？

下雨天当然没有办法打猎，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魏文侯如约赶到了约定地点，亲自告诉那位管理山泽的官员，取消当天的打猎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源自于《战国策》，只在文字上做了很小的修改。在《战国策》的版本中，最后还有一句议论说魏国从此走上了强国之路。但是这样一件小事为什么值得《资治通鉴》记录在案又为什么会被《战国策》当成魏国走向强盛的起点呢？

熊毅老师认为，以如今的眼光来看，首先魏文侯不够聪明，当初做约定时如果说好了遇到下雨就自动改期，也不会有后面的麻烦。其次就算没有预先约好，也犯不着亲自跑去通知，一切都可以按照管理流程来走，管理山泽的官员被称为虞人，级别很低，魏文侯亲自跑去通知虞人，那就相当于集团公司董事长亲自去通知某个分公司里的某个科长，这不是很荒唐吗？如果魏文侯是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就不可能做得这么荒唐。

那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魏文侯在演戏给大家看，他就是要在所有臣僚的面前演这一场戏，让所有人目睹自己对信用有多么看重。虞人是小官，打猎也是小事，领导对小官和小事尚且如此守信，何况对高官和大事呢？这层道理精通谋略的《韩非子》早就揭穿过了。

对于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韩非子》最可恨的就是把它当成论据，来证明“小信成则大信立”的道理。这个道理貌似很正确，也很磊落。讲信用嘛，直到今天也是美德。如今我们拿征信记录去银行贷款，征信记录越干净，贷款审批就越容易。只要平时信用卡还款及时，交话费、还房贷从不逾期，就可能从银行获得大额贷款，这不就是“小信诚则大信立”吗？如果连小信都不成，大信就绝对立不起来。

儒家当然不反对这种道理，事实上孔子亲口强调过信用的重要性，比《韩非子》说的更甚，当时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教了三大注意事项：第一，粮食储备要充足；第二，武器储备要充足；第三要获取人民的信任。这三件事情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信任最重要，粮食在其次，武器排在最后。为什么这样排序呢？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就是说，虽然没有武器会被杀死，没有粮食会饿死，但死人的事情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不是多大个事儿。只要大家对君主的信任度还在，政权就不会垮。

司马光很信任这套理论，在他看来朝廷凡是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这是儒家对诚信的看法，把诚信当做立国之本。而《韩非子》讲的诚信是法家版本的信用，把诚信当做权谋和手段。所谓“小信成则大信立”在权谋和手段的意义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庞氏骗局。先成小信，在集资时候承诺要给多高的利息，在分红时就真的给了多高利息，一分都不少，等大家都尝到了甜头，产生信任投入更多的钱，集资人就揣着巨款消失不见了。

《资治通鉴》第 107 卷收录的东晋时期徐邈写给范宁的一封信，徐邈在信里说范宁不该派人到民间去打听老百姓对官员的评价，因为自古以来凡是愿意说长道短的，愿意给别人做耳目的通通都是小人。这些小人的特征，就是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借小信而成其大不信。

儒家政治对这种事相当忌讳。法家重视诚信，是因为其最核心的管理技术是赏罚制度，而赏罚必须以诚信为基础。这正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关于魏文侯和虞人这段历史记载取《战国策》而不取《韩非子》的原因。

这就好比父母管教小孩子，儒家的办法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在这个基础上，不对小孩子失信。而法家的办法是设立明确的赏罚标准，不管小孩子能不能明白道理，反正做对了就奖，做错了就罚。一旦该奖不奖，该罚不罚，约束力就失效了。

法家的赏罚重点就是标准清晰明确，至于在不在情合不合理，被惩罚的对象能不能想得通都不重要。那么问题来了，讲诚信难道还可以，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吗？确实可以，在法家看来不是问题。

《韩非子》讲过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魏文侯手下的一位干将李克。他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很想提高当地人的射箭水平，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有打不清的官司，一律让当事人射箭定输赢。谁能射中靶子，谁就能赢官司。这条命令下了以后，当地人就开始没日没夜地苦练剑术。后来和秦国打仗，李克这边赢得很轻松，因为民众个个都是神箭手。

李克确实做到了赏罚分明，显然也很讲诚信，以箭术决定官司的输赢，标准清晰明确。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不讲理了，诚信竟然可以和讲理完全割裂，这在现代人看来难以置信，但从法家的角度来看，诚信本来就和讲理毫无瓜葛。

显然司马光无法认同这个道理，更无法认同法家的初心，但他对法家的诚信却也能适度地接受。在《资治通鉴》第 2 卷里，讲到商鞅变法，司马光就拿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举过例子，说虽然魏文侯不属于儒家意义上的标准贤君，商鞅是一个以刻薄寡恩著称的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更是一个拼武力、比诈术的时代，但他们依然会用诚信来统治国民，所以当今天子更应该明白诚信治国的重要性。

问题是，道理虽然简单，但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小信”和“大信”的关系其实很难处理。

《资治通鉴》第 105 卷讲到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皇帝苻坚惨败，国内人心离散。大将慕容垂申请带兵到北方平定骚乱，苻坚同意了。权翼劝苻坚说：“在这种国家新败、人心惶惶时，正应该召集名将，把他们安置在京城，您怎么反而放慕容垂离开呢？慕容垂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您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苻坚的回答是：“我都已经答应他了。普通百姓尚且应该说话算话，何况天子。”

苻坚很讲诚信，而讲诚信的结果是身死国灭。

如果魏文侯遇到这种境况，会坚持原则呢？还是会随机应变呢？

在法家思维里，小事必须讲诚信；大事就看情况了。

魏文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诚信在不同理念中有不同呈现。儒家将诚信视作立国根本，司马光也极为认同，认为朝廷必须言出必行，如此方能凝聚民心。法家虽把诚信当作权谋手段，但也重视其在赏罚制度中的基础作用。魏文侯对虞人的守信，无论是作秀还是真心，都引发了我们对“小信”与“大信”关系的深度思考。在现实里，我们面临诸多类似抉择，不能盲目守信，而应像司马光所倡导的那样，以儒家的诚信理念为根基，同时借鉴法家合理之处，审时度势地践行诚信。只有这样，才能在个人品德修养、社会人际交往乃至国家治理等多方面都能妥善应对，既坚守诚信的底线，又能灵活处理各种复杂状况，让诚信真正成为推动个人进步、社会和谐、国家繁荣的强大助力，而非羁绊手脚的绳索，从而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诚信华章，传承并发扬诚信这一历久弥新的宝贵品质。